首先，隋末少林寺僧抗擊農民軍，我個人認為根本不能作為演繹少林僧徒已經開展習武活動的一個證據，為什么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般說抗拒外來勢力對自身生活環境以及人身安全的侵犯，它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一種本能反應。人有本能反應來抵御外來對自己的財產能及包括對人身的侵害。很難講這種東西一定是習了武才會去反抗。

　　既然是本能，它就不一定是習了武才會去反抗。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問題上，說抗擊農民軍是習武的證據是缺乏說服力的，那么至于在唐初的時候，少林寺僧幫助李唐王抗擊王世充活捉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則能否開成是少林武術的開始呢?那么我們就從史料來看，隋唐之際，有關少林寺的各類記載不少，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發現一條，少林僧徒的習武資料，我們到現在沒有發現一條。

　　另外在邏輯上我們也不能夠由于古代某某一個群體，某某一個個人他參加了一次軍事活動，就可以得出這一個群體，這一個人是去習武的。當時少林僧人是否習了武才去參加軍事活動，我們到現在沒有發現材料，那么有的人可能會說，在唐代不是就有棍僧、武僧這個說法嗎?

　　我這里指出所謂唐代棍僧、武僧、僧兵等等名詞是到了明代以后才出現的詞匯，是明人套用了當時的詞匯把明朝的詞匯套用到了唐代上。我們在唐代的史料中間至今沒發現過這樣的文字記載。

　　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么能夠(讓)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產生誤解呢?為什么會把唐代這種幫助李唐王參加的一次軍事活動看成是少林寺的習武開始呢?

　　我本人認為可能有下列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 明中期之前的各種文獻中間，我們沒有看到少林僧人幫助李唐王這個事情的評述。但是，隨著明中期以后，少林武術的武名慢慢響起的時候，不少文人在追溯少林武術武源的時候，他們就往往把唐代曇宗、智超等人幫助李唐的這個事情視為少林武術之始。

　　比如，萬歷年間的一個進士叫王士性，在他的《嵩游記》中就這么寫道：“寺八百余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賜曇宗官，僧各習武藝俱絕。”這句話什么意思呢?

　　就是說幫助唐太宗打退王世充以后僧人們開始練習武藝，就練得非常好了。同時，同樣為萬歷進士的傅梅在他的《過少林寺》一詩中間也留下了“僧自隋唐好武功”的這個詩句。

　　從這個材料可以看出，很多人就把少林寺在明代的武名響起以后，把這一種聲譽就套用到了唐代少林寺之上。

　　第二 當時少林僧徒幫助李唐抗擊王世充以后，朝廷對它進行封賞。但是少林僧徒就謝卻了朝廷的封賞，他們說“止愿出家行道，不取官位。”那么這一種做法和清代天地會會簿中間描寫的南少林征西魯故事的情節基本相同。

　　大家知道，以習武活動為特征的清代天地會在他的內部的傳會材料中間有一個征西魯的故事。這個征西魯的故事長期以來在社會上有著深厚的文化影響，盡管，征西魯不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是它冠以少林之名，而且，征西魯的故事也是說，少林僧人幫助朝廷打敗外國侵略以后，謝卻了朝廷的封賞，回到少林寺繼續當他們的和尚。

　　這一個情景和唐代的(少林寺僧人)幫助李唐王就非常接近。那么，這樣的嫁接形成了兩個結果，第一 這個結果為清代天地會的少林寺僧征西魯獲得了歷史依據。第二 同時也給唐代少林僧徒幫助李唐王賦予了武術文化的歷史語境。本來不一定是練了武的，但是，由于天地會的征西魯是具有很明顯的武術文化語境的。

　　那么這樣的對接以后，就使得唐代少林僧人幫助李唐王獲得了武術文化的語境，這是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原因就是一些社會人士的魚魯之訛。據明人的資料記載，少林武術史上緊那羅王持棍驚退農民起義軍和傳授棍法，這個時候是在元末明初，是在元末的時候，紅巾軍攻打少林的時候。但是，這個事情到了后來，就被某些人整整提前了七百多年，附會到了隋末。

　　比如說，像梁啟超他在給當時一個軍閥叫馬良。馬良編了一套書叫《中華新武術》，梁啟超在給馬良寫的《中華新武術》的序言中間，就這么說。把元末的農民起義軍攻打少林提前到了隋末。

　　這一個說法出現以后，武術界的一些人不斷唱和、不斷推衍。所謂的唐太宗用僧眾(用)棍破王世充，說少林寺棍開始于隋唐史冊斑斑可考等等。那么，中國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經提出過這么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就是的累層的造成古史說，就是說一個完整的故事，開始的時候是比較粗糙的，但是越到后來越詳細，這就是累層的造成古史說。

　　那么，我們看一下少林武術，所謂的少林武術從隋唐開始，它的故事到以后不斷的演繹，不斷的豐富、完善，我認為可能也是由于上面三個原因作用被累層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