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圍棋之制在歷史上曾發(fā)生過兩次重要變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晉前后，是第一次發(fā)生重要變化的時期。魏邯鄲淳的《藝經(jīng)》上說，魏晉及其以前的“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這與前面所介紹的河北望都發(fā)現(xiàn)的東漢圍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發(fā)現(xiàn)的南北朝時期的《棋經(jīng)》卻載明當時的圍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數(shù)。”表明這時已流行19道的圍棋了。這與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當時的圍棋已初步具備現(xiàn)行圍棋定制。

　　南北朝

　　由于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導(dǎo)致文人學士以尚清談為榮，因而弈風更盛，下圍棋被稱為“手談”。上層統(tǒng)治者也無不雅好弈棋，他們以棋設(shè)官，建立“棋品”制度，對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與棋藝相當?shù)?ldquo;品格”(等級)。當時的棋藝分為九品，《南史·柳惲傳》載：“梁武帝好弈，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見棋類活動之普遍。日本圍棋分為“九段”即源于此。

　　隋唐宋元

　　由19道棋盤代替了過去的17道棋盤，從此19道棋盤成為主流。而隨著隋帝國對外的政策，高句麗、新羅百濟把圍棋帶到了朝鮮半島，遣隋使把圍棋帶到了日本國。

　　唐宋時期，可以視為圍棋游藝在歷史上發(fā)生的第二次重大變化時期。由于帝王們的喜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圍棋得到長足的發(fā)展，對弈之風遍及全國。這時的圍棋，已不僅在于它的軍事價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悅身心、增長智慧。弈棋與彈琴、寫詩、繪畫被人們引為風雅之事，成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藝娛樂項目。

　　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187號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圖》絹畫，就是當時貴族婦女對弈圍棋情形的形象描繪。當時的棋局已以19道作為主要形制，圍棋子已由過去的方形改為圓形。1959年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墓出土的瓷質(zhì)圍棋盤，唐代贈送日本孝武天皇、現(xiàn)藏日本正倉院的象牙鑲鉗木質(zhì)圍棋盤，皆為縱橫各19道。

　　中國體育博物館藏唐代黑白圓形圍棋子，淮安宋代楊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圓形棋子等，都反映了這一時期圍棋的變化和發(fā)展。唐代“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圍棋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新標志。所謂棋待詔，就是唐翰林院中專門陪同皇帝下棋的專業(yè)棋手。當時，供奉內(nèi)廷的棋待詔，都是從眾多的棋手中經(jīng)嚴格考核后入選的。他們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藝，故有“國手”之稱。唐代的棋待詔，有唐玄宗時的王積薪、唐德宗時的王叔文、唐宣宗時的顧師言及唐信宗時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擴大了圍棋的影響，也提高了棋手的社會地位。這種制度從唐初至南宋延續(xù)了500余年，對中國圍棋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