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知道普拉蒂尼在和中國足協的同行晚宴上，是否也探討了這樣的話題。那是一個封閉晚宴，中國足協不允許外人參與。普拉蒂尼說，他自己的成長經歷，就和七十年代法國政府力推足球，隨即出現的“蓋蘭選材法”相關。這些建議和經驗，不知道在圍繞APEC的喧囂里，會否有人聽到。

　　“必須要有政府的政治性支持，這是中國足球走出目前局面根本性的條件，”普拉蒂尼在論壇上說道。私下場合，他也多次強調自己的這種觀點。“以中國的社會類型特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為關鍵，政府必須要在戰略設定和具體執行上，強力推行足球的普及和發展，這樣才能為中國足球長久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國家領導人和政府政要的喜好，必須轉化成對足球發揮實際作用的執行方案，并且得到切實執行，才能夠真正改變目前局面。”

　　普拉蒂尼如是說，和他自身經歷有關。他和我分享過他青少年時代經歷過的法國足球革新。七十年代，法國足球同樣不夠成功，“當時法國政府的積極介入，改變了法國足球的整體架構。人們看到的只是克萊方丹國家訓練基地，實際上，法國政府要求所有的上兩級職業俱樂部，必須成立自己的青訓中心，必須保證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訓的人數以及選材執行，否則就要吊銷這些職業俱樂部的運營執照。我們現在聽到的，都是職業足球和青少年足球無關，但是在青少年足球發展遭遇挑戰，而大量資金和社會資源又都在向職業足球集中時，職業足球一定得承擔起很大一部分青訓工作。這樣的推動和監督，只有政府能做到。”

　　3月16日，備受矚目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正式對外公布。作為中國足球改革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方案》指明了中國足球未來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現代足球進入中國

　　二十世紀之初，現代足球由歐洲傳入中國。“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傳的一句話。在舊中國，一位體壇人物能夠和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名字相提并論，確實非凡。他以頑強的拼搏，高超的球藝，贏得了“亞洲球王”稱號。1976年，聯邦德國一家性足球雜志組織的評選活動中，李惠堂與巴西的貝利，英格蘭的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諾，匈牙利的普斯卡士齊名，被評為“世界五大球王”。其時，中國足球在亞洲逐漸發展強大，和李惠堂一起，涌現出了第一批開天辟地式的先驅，第一次出現代表國家外戰的正規球隊。這是一種標志，中國足球開始起步，足球在中國成為規范化的競賽。在1915年到1934年，中國獲得了遠東運動會的九連冠，并于1936年，1948年兩次入圍奧運會。這時，中國足球在亞洲是當之無愧的霸主。隨后的時間內，由于政治等原因，整個世界足壇都出現了一段真空，中國足球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