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真款假壺

　　也就是說，制壺者的印章因過世后被旁人繼續(xù)采用，但繼續(xù)采用者因制作水平有限，往往達不到原作者的風格標準，破綻畢露。

　　其三：假款假壺

　　這是制偽者通常采用的一種方法。

　　歷代的制壺高手、名家，對用印鈐款都是十分講究的，他們的款識不僅表現(xiàn)出很高的藝術(shù)素養(yǎng)，而且在印章的布局、形式等方面也相當苛求，這是鑒定款識的一個重要因素。具體地講，名家的款識一般具備以下六個特點：

　　印章制作十分考究。名家的印章，或本人所制，或請篆刻名家專制，具有一定的藝術(shù)品位。而偽印章則難以達到這種水平，多呆滯無神。

　　印章形式使用合理。有的作者在同一壺上使用兩方或兩方以上不同形式的印章，鈐印位置十分講究，整體上顯得和諧統(tǒng)一。

　　刻寫、鈐印位置適當。紫砂壺的款識一般位于壺的蓋內(nèi)、底、把梢、腹四個部位。用于壺蓋，則處于蓋內(nèi)孔的一側(cè);用于壺底，一般處于中間位置;用于把梢，一般位于梢下壺腹上;用于壺腹，則用于詩句、畫的結(jié)尾處。使用部位恰當，在一定程度上對壺起到了裝飾作用。相反，如果壺上無銘刻詩句和畫，僅在壺腹正中部位署一姓名款識，必然不是名家所為。

　　款識大小適宜。刻款、印章的大小與壺本身具有一定的協(xié)調(diào)性。款識的大小與壺的大小相協(xié)調(diào)，即壺大款識大，壺小款識也相應(yīng)小;款識大小與款識所處的部位相協(xié)調(diào);底部的款識比蓋款、把梢款相應(yīng)大一些，反之則很有可能是偽品。

　　款識刻畫、鈐印輕重適度。名家壺的款識刻畫整體和諧統(tǒng)一，鈐印用力均勻，深淺一致。

　　風格協(xié)調(diào)和諧。名家壺的款識風格往往與其制壺的風格相協(xié)調(diào)，這與作者的審美觀和情趣往往是統(tǒng)一的。一般來說，工藝精致的作品，款識娟巧秀麗;樸實奔放的作品，款識粗獷老辣;端莊穩(wěn)重的作品，印章方正平穩(wěn)。

　　在熟悉掌握了名家款識之特點后，我們鑒定紫砂壺的款識就有了一定的基礎(chǔ)。然而，鑒定壺的真?zhèn)危粌H僅從壺的款識，還得從壺的造型風格、制作標準、泥料的時代特征等各個方面綜合考辨。

　　了解不同時代的紫砂壺款識

　　中國陶瓷器歷來有款識，即在器物的底部或其他部位，刻、劃、印或書寫表明年代、產(chǎn)地、人名、堂名、用途及吉祥語等內(nèi)容的文字和某些紋樣圖案。如戰(zhàn)國時期的陶工就在所制陶器上打印“物勒工名”的印章。

　　山東省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陶器上就有“蔓囫甸里人造”的印文。這里“造”是陶工的名，“蔓囫甸里”則是其住址。瓷器發(fā)明后，由于加釉，款識的制作方法更多地采用刻劃和書寫。

　　紫砂陶作為一種特殊的陶器，當然也不能例外，只是受其材質(zhì)及成型工藝的制約，款識采用鐫刻和蓋印這兩種方法而已。所以紫砂陶款識的演變，必然受到當時瓷器款式與篆刻內(nèi)容、風格等兩方面的影響。草創(chuàng)時期的紫砂陶是沒有款識的。

　　無論是作為這一時期的標準器的吳經(jīng)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壺，還是其他一些早期壺都如此。進入成熟期后，紫砂陶器上的款識亦隨之產(chǎn)生了。《陽羨茗壺系》記：“鐫壺款識，即時大彬初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后竟運刀成字，書法閑雅，在《黃庭》，《樂毅》帖間，人不能仿，賞鑒家用以為別。”

　　這說明時大彬制壺，刻款與印款，兩者皆有。出土的時大彬壺也證明了這一點，如山西晉城張光峑墓出土的紫砂圓壺、福建漳浦盧氏墓出土的紫砂鼎足蓋圓壺、江蘇江都曹氏墓出土的紫砂六方壺和江蘇無錫華氏墓出土的紫砂三足圓壺，均系刻款。其內(nèi)容除了張氏墓壺“丁未夏日時大彬制”

　　有紀年與人名外，其余的都只有人名。其鐫刻的位置，則壺底與壺把下的腹體上都有。而制壺時間更早的傳泰州出土的大圓壺，是先在壺底鈐印記“時大彬于茶香室制”，然后用雙刀法依筆劃刻過的。其內(nèi)容包括人名與制壺地點。

　　結(jié)語：通過以上文章的介紹我們是不是對于紫砂壺的款識鑒別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呢，紫砂愛好者們可以了解一下的哦。這樣我們就可以收藏到我們心愛的真品紫砂壺，不會被假冒的款識騙到造成經(jīng)濟損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