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在西方被稱為“藍色隱憂”，據有關調查顯示，在我國抑郁癥發病率約為3%-5%，目前已經有超過8900千萬人患有抑郁癥。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活在北京、上海及廣州等大城市的白領們在高壓力高競爭的環境下迅速成為此病的高發人群。令人遺憾的是與高發病率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目前全國地市級以上醫院對抑郁癥的識別率不到20%。在現有的抑郁癥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關的藥物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最新調查統計分析，全球抑郁癥的發生率約為53.1%，而在發達國家接近60%左右，2002年全球重癥抑郁病患者已有8900多千萬人，而全球的抑郁癥患者已達3.4億。預計到2020年重性易于所致功能殘基將升至疾病總類的第1位，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抑郁癥在我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目前抑郁癥在我國的發病率大約為24%。

　　據應用新的疾病分類和診斷系統所進行的部分地區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表明，我國抑郁癥患病率約為29%～35%左右，已與發達國家統計結果相近。神經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70%。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推算，中國神經精神疾病負擔到2020年將上升至疾病總負擔的1/2。有資料顯示，我國85%的人處于亞健康狀態，與心理應激相關的疾病患者約占人群的45%～60%，身心疾病、心理障礙已成為多發病、常見病。2002年我國重點城市典型醫院神經系統用藥金額已達34.2億元左右，京滬穗三大城市的比重占63.28%，抗抑郁藥約占1/4。

　　迄今為止，抑郁癥病因與發病機制還不明確，也無明顯的體征和實驗室指標異常, 概括的說是生物、心理、社會(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正因為抑郁癥目前病因不明，有關假說很多，比較常見公認的病因假設包括：

　　(1)遺傳因素：大樣本人群遺傳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與患病者血緣關系愈近，患病概率越高。一級親屬患病的概率遠高于其他親屬，這與遺傳疾病的一般規律相符。

　　(2)生化因素：兒茶酚胺假說：主要指抑郁癥的發生可能與大腦突觸間隙神經遞質5-羥色胺(5-HT)和去甲腎上腺素(NE)的濃度下降有關;由于很多抗抑郁劑，如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或者選擇性5-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等使用后，雖然大腦突觸間隙這些神經遞質的濃度很快升高，但抗抑郁的效果一般還是需要2周左右才會起效，因此又有了5-HT和NE受體敏感性增高(超敏)的假說;

　　(3)心理-社會因素：各種重大生活事件突然發生，或長期持續存在會引起強烈或者(和)持久的不愉快的情感體驗，導致抑郁癥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