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朱震亨“陽有余陰不足”論

　　金代的醫學創新理論，元代流傳到南方，經過朱震亨的發揮，又有了新的發展。

　　朱震亨早年從許謙學習理學，后轉而習醫，曾師從杭州名醫羅知悌學習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說，深感三家各有短長，在前人創新理論啟發下，他結合自己的體會及理學造詣，倡“陽有余、陰不足”理論，開拓了元代中期醫學發展的新局面，成為后來形成的“滋陰派”的宗師。

　　(一)反對拘泥《同方》：

　　按北宋時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劑局”，本是便民措施，但當時無論是民間還是醫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該書據證檢方，這種對《局方》應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羅知悌為師時就已有不同認識，為此，他特著《局方發揮》，指出：人之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肌膚有厚薄，形志有苦樂，年紀有老小，病的時間有長短，接受藥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療上，醫生還要考慮四時、地域、某經用某藥、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藥量輕重等，醫生必須綜合觀察后始可用藥。而《局方》則是各方之后條述證候、藥物分兩、修制方法外，就沒有其它議論了，這樣使一方通治多種疾病，應用時表面看立法簡便，如果過于拘泥，其實就是“按圖索驥”，不符合辨證施治原則。如治大腸便秘，秘有風熱、風虛的區別，其他證候無不盡然，均需辨證施治，沒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醫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發揮》一書，雖然篇章不大，但論述謹嚴，辨理精透，給后世醫家很大啟示，使中醫辨證施治思想重新得到發揚，并對當時民間病家及醫學界以《局方》對號求藥偏向起了糾正作用。

　　(二)倡“陽有余、陰不足”論：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響下，手著《格致余論》闡發醫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學思想馀緒立論。“陽有余，陰不足”這一觀點早源于北宋程灝、程頤，他們曾說：“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虛，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受這一思想啟發，結合人體生理病理特點，朱震亨創立了“陽有余，陰不足”論。他認為古人規定男女必須在近三十歲或二十歲時始議嫁娶，原因就是到這一年令時，人的“陰氣”始成，才可與“陽氣”相配。但這種陰陽相配時間，一個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歲(陰)經斷，男子六十四歲(陰)精絕。(故人體陰氣難成易虧)加之人常因飲食不節，色欲過度，生活調理失常，引動相火、耗傷陰精，這樣很難保持陰平陽秘。

　　上述觀點認生理、病理、攝生調養等方面把人體“陽有余，陰不足”的特點，提高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論特色。

　　(三)相火論：

　　朱震亨的“相火”論，是在他“陽有余、陰不足”的理論上產生的。他認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氣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生于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人之生亦恒于動，這全是由于相火的關系。相火寄于肝腎二臟，肝主木，腎主水。膽者肝之腑，膀胱為腎之腑，肝腎之陰，悉具相火，可見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飲食不節，常易引動相火，煎熬真陰陰虛則病，故這時相火便“為元氣之賊”，在病理上為害較大。

　　(四)治療雜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僅在醫學理論上有自己的見解，同時，在雜病治療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視對火證(內火)的治療，對實與虛的關系，他又有自己的獨特認識，他認為陰虛與火旺密切相關，故臨證宜以滋陰為本，即所謂“補陰即火自降”，以瀉火為標，即“瀉火為補陰之功“，從而創立了陰虛發熱的治療。對其他雜病治療，他強調“氣、血、痰、郁”之因，用藥有自己的規律、即屬于氣之病，用四君子湯;血之病用四物湯;痰之病用二陳湯;久病屬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陸續有王履、趙以德、戴元禮、劉淑淵等先后師從之，使其學說得以繼續發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顯的學派流風，其中尤以戴元禮得師傳。曾著《證治要訣》十二卷，論述內外各科雜病，理趣深遠。他還校補朱震亨《金匱鉤玄》一卷，闡發各種雜病治療，大體均以清熱滋陰為宗，對朱震亨醫學思想頗多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