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罰與用人

　　據《史記》記載，晉公子重耳〈即后來的晉文公〉為避內亂，流亡他鄉十九載，歷盡艱險。即位后賞從亡者及功臣，從亡者壺叔未得賞賜，以為不公，便問文公，文公答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以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后，故而及子。”

　　行賞論罰，乃是君王為政治國、管理百官的重要手段。似晉文公深諳并善用此道者，必然君臣和諧，政治清明，國富民強；反之，妄行賞罰，必然綱常悖亂，政治黑暗。歷史長河中，正反事例俯拾即是。

　　由此筆者想到的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的統治者尚且如此重視此道，那么，在加大防腐倡廉力度的今天，在政治清明的社會里，各級領導者更應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用人時行使好賞罰之道。

　　為官者惟有不忘國家安危、百姓苦樂，方能凡事從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否則，就容易考慮個人權位、一己私利，就容易摻雜個人情感好惡、私心雜念，就難免用人失察。唐太宗不僅重用曾助太子李建成謀逆的魏征，還采納他的建議，寬恕李建成的舊黨。如此賞罰便是寬宏大量，從善如流。

　　孔子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忠誠耿直之士常出逆耳忠言，讓人直覺麥芒在背。而巧言令色者，長于察言觀色，揣摩上司心思。人都有喜怒好惡，倘若一時放松警惕，便墜入云里霧里，難辨是非黑白了。齊桓公初用仇敵管仲而成霸業，后卻死于阿諛臣子易牙之政變，賞罰之道的正確與否是兩種結果的根源。可見明辨是非的賞罰是多么困難，又是何等重要。

　　無論哪一位領導者，智慧有限，視野有限，精力有限，不能窮究一切人事，搞好賞罰之道必須依靠群眾。賞罰公平，人心思進，事業興旺；賞罰不公，人心思退，事業衰頹。晉文公的賞罰之道，很值得人們細細品味。